高考对于每个孩子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，很多家庭娃刚落地，家长就开始估摸着高考的规划。如此重视高考，无非是希望孩子能够通过高考实现鲤鱼跃龙门，保底不往下一层滑落。

然而最近清华教授彭凯平教授的一番言论，似乎给大家泼一盆凉水，他认为高考从来都不是为了选拔人才，而是一套公平体制，让更多人更加公平参与到这一套选拔体系当中。即使名校毕业，你也不可能比别人更胜任这项工作，相反你还需要在社会这所大学当中继续打磨，才能体现出你的成色。

“高考不是为了选拔人才”不仅适用于当今，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。在中国1200多年的科举考试当中，真正通过科举晋升为“士”，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体制内，比例非常低，清朝应该是科举选拔人才比例最高的朝代，即使如此有超过51%的官员是通过拿钱买的，剩下的49%的官员，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。

我们再看唐朝的数据，齐陈骏老师曾经估算过：

“唐代每30年为一代的官僚总数是19000人，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有3100人，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仅占整个官僚集团的16%，另外80%以上都是非科举出身。如果我们将胥吏（基层的办事人员）包括在内，则科举出身的连1%也不到了。”

很多人把宋朝当做士人的天堂，号称是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，然而我们看南宋科举出身的官员比例不到30%。到了元朝，这个数据更低，比例不到4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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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人家朝廷根本没有把这些读书人当回事，别以为经历层层选拔，是人才当中的人才，精英当中的精英，其实不过是一种宣传的噱头。

如果这个梦想破灭，影响有多大呢？相关从业者会成为无业游民，儒生们吃不上饭，学校招不到人；更糟糕的是，整个社会秩序遭到破坏，社会精英倒向敌对阵营。刘邦之所以举起反秦的大旗，根本原因是“泗水亭长”干不下去了，体制内的饭碗丢了。

除此之外，科举还能够有效控制士人集团，避免向诸侯以及贵族靠拢。皇权如果想要控制整个官僚集团，首先要从官僚的选拔开始做起，无论是汉朝时期的察举，还是隋唐以来的科举，都是在严格掌控自己的选拔权。

比如汉朝时期窦婴之死，表面上看因为参与了田蚡、灌夫之间的冲突，搞了一场狗血剧，实则是因为“游士宾客争归之。每朝议大事，条侯、魏其，列侯莫敢与亢礼”，在家里养了很多的游侠与士人，要知道这些聪明人是能够形成强大的反对势力，威胁到整个皇权的。

所以宋代赵匡胤哪怕养上七八十万禁军，也不允许武装力量流落到民间。他的观点是：

“可以利百代者，唯养兵也。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；不幸乐岁而变生，则有叛兵而无叛民。”

大意是：如果养兵，可以延续千秋万代。遇到大灾之年，只会有造反的百姓，而不会有造反的士兵，可是在太平之年，只会有造反的士兵，而没有造反的百姓。

宋朝借鉴前朝的经验，将全国的无业游民招募到军队当中，用军队来约束他们，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，让他们珍惜当前的生活。有了这套方法，无业游民不但不敢为非作歹，而且还能够控制良民，于是整个朝廷就安定下来。

因此我们看到，每到饥荒或者水灾，宋朝就会大量募兵，让那些破产的青壮年进入队伍当中，以免他们在社会上形成隐患。宋朝在建国之初只有40万军人，可是到了宋仁宗时期，已经有120万人之众。

所以当疫情对中国造成严重冲击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要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，同时还要扩大事业单位的人数，这样能够有效缓冲就业压力。

扩大体制内的招生规模，释放更多就业岗位，解决的不仅仅是就业问题，还有人才选拔控制权，后一点要比稳就业更重要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。

雍正元年，河南封丘县因为朝廷修黄河资金、人力调拨不到位，于是那一年儒生们集体罢考。这本来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，说白了就是暴力讨薪，然而雍正却嗅到了一丝不安的味道。他发现，在处置过程中，这些科举出身的河南官员态度非常消极，不但不坐堂审案，而且把这些犯人接到内衙，和这些犯人称兄道弟。

这就是选拔体系出现了漏洞，不再是服务于朝廷，而是服务于儒生这帮群体。为此雍正大发雷霆，把“河南罢考案”当做典型案例来抓，不但罢免了这一批的儒生，还把这一地区的儒生列入了黑名单，这种管制一直持续到他儿子康熙继位六十年才得以解除。

理解了这一层，就能够明白朝阳区街道办为何要招募北大博士生，不是女博士能把街道办玩出花来，而是在掌握人才的话语权，尤其是当前民营企业普遍不景气，这种话语权更加强大。

总结

大家试想一下，自己的初中、高中老师在工作岗位上已经多少年了，就算30岁参加工作，到60岁退休，在岗位上至少30年的时间，如果学校不扩招，那么这些存量就很难短时间内消化，自然不需要更多人才来填坑。

也就是说体制内的岗位也是有限的，并不需要更多的人才填充，但是为了掌握话语权，给读书人一些假象，高考成为必须存在，而且还非常重要的存在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